余绍宋（1883—1949），字越园（樾园），浙江龙游县人。是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著名学者、书画名家。他在方志学、书画理论、目录学、法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其在方志学、书画理论方面的贡献，尤其令世人瞩目。
余绍宋16岁为诸生，博览群书，尤喜研究史学。当他读到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始恍然方志为史之要册”，更加增添了对方志学的兴趣。他学习并接受了章学诚的方志学观点并不断超越。1925年，余绍宋纂修完毕《龙游县志》42卷，梁启超先生作序，将此志与乾隆年间进士、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学诚修的志书相比较，褒扬此志“其长有十”，即余志有十个方面比章志高出一筹。1934年，余绍宋重修《龙游高阶余氏家谱》。1943年担任浙江省通志馆馆长，历时六年完成了《重修浙江省通志初稿》125册。余绍宋在方志学方面的造诣和贡献为现代方志学家所公认，他被认为是继章学诚之后将中国方志学更推进一步的重要人物。
从来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学与位俱显，才与艺兼长”的著名方志学家，会和杜泽古镇有什么搭界。然而，不久前，我翻开1946年重修的《铜峰杜氏家乘》第一卷，一篇署名为“龙游余绍宋”的《衢县铜峰杜氏家谱序》的文章赫然在目。
由于史料匮乏，找不到另外版本予以印证，笔者不揣浅陋，试着将原文标点、分段，整理如下：
昔鲁论述有子之言谓：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鲜。苏明允族谱序则曰：“读我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盖孝弟，为吾人立身之基。欲申孝弟之义，可于家乘体例觇之。祖宗虽远，于其生卒年月、祠墓处所以及婚嫁姓名、派别亲疏，均须记载。其尤详者，则文艺有录，图像有赞，家规有约。俾子孙于其先人，虽相隔千百世，而一览之余，蔼然生慎终追远之思，敦敬宗收族之谊。其关系岂浅鲜哉！
虽然，家谱体例，苟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为之审定，则往往攀附门第，强不亲以为亲。如《五代史》称郭崇韬本山西飞狐人，乃强认陕西华阴郭子仪为其祖考，至于祭墓流涕，闻者笑之。亦有世系不相联属，枝蔓牵引，如宋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于王姓既云出王子晋之后，又云出汉王吉之后。曾国藩作《衡阳彭氏谱序》，亦讥其不善阙疑。是则修谱之难，等于修史。秉笔者可不慎欤！
余昔为本族家谱，发凡起例，力矫世俗修谱之非；又曾修《龙游县志》，于氏族一门，亦具体裁，免无征不信之病。具详两书叙例中，颇为世所赞许。
今铜峰杜氏，纂修家乘，乞为弁言。全书虽未见，而其大要，则诰敕有录，艺文有记，图像有赞，家规有约。至于生卒年月，祠墓处所，婚嫁姓氏，派别亲疏等录，均与修谱体例相符。而仕进、荣寿、节孝等编，则言之尤详。是可嘉也。
吾愿杜氏子孙，处此礼教沦胥之际，能以操行立品为先，勿堕其乔木故家之先德。而切戒攀附门第，枝蔓牵引，以树子孙立身之基。则是谱之纂修，为远于流俗而不虚矣。
是为序。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
国民大会代表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浙江省通志馆馆长
龙游余绍宋敬撰
这篇家谱序言写于1946年，此时余绍宋已经64岁，担任浙江省通志馆馆长。在这篇短文中，余绍宋明确地表达了自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家一以贯之的史志观：育人，存史，资政护国。
育人。余绍宋首先引用有子和苏洵的话，认为家谱可以“申孝弟之义”，能起到“以树子孙立身之基”的作用。
家谱的育人功能，不仅体现在培养子孙的忠孝思想上，以使他们“虽相隔千百世，而一览之余，蔼然生慎终追远之思，敦敬宗收族之谊”；更重要的是，通过“家规有约”，起到在平时约束家族成员，使他们“能以操行立品为先”的作用。
存史。余绍宋认为作为“史之流”的方志谱牒，应该由“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为之审定”，才能做到“秉笔直书”、“无征不信”，给后人留下可供借鉴的信史。他批评了两种不良倾向。
其一是“攀附门第，强不亲以为亲”，歪曲历史，徒留笑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五代史》称郭崇韬本山西飞狐人，乃强认陕西华阴郭子仪为祖其祖考”，“至于祭墓流涕，闻者笑之”。
其二是“世系不相联属，枝蔓牵引”。他举了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例子。“于王姓既云出王子晋之后，又云出汉王吉之后”，因而被曾国藩讥为“不善阙疑”。
他又以自己所修《龙游高阶余氏家谱》和《龙游县志》为正面例子，谆谆告诫修谱者“修谱之难，等于修史”。因此，秉笔者必须小心谨慎，“力矫世俗修谱之非”，才能“免无征不信之病”。
接着，作为杰出的方志学家，余绍宋从体例的角度肯定赞扬了《铜峰杜氏家乘》，认为这是一部体例严谨、内容详略得当的家谱，“是可嘉也”。这也可看作是对修谱具有“存史”价值的正面例子的补充。
资政、护国。“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为家族写史、为人民立传，无论是“育人”，还是“存史”，最终的目的都是资政护国。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几千年，华夏版图之所以能够巩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文化根基—国有国史，地方有志。炎黄子孙，无论身在何处，都有源可溯，有根可系，有文可证，有据可查，史志可谓功不可没。
在这篇谱序的开篇，余绍宋就强调了养成普通人忠孝思想，“可于家乘体例觇之”。“祖宗虽远，于其生卒年月、祠墓处所以及婚嫁姓名、派别亲疏，均须记载。其尤详者，则文艺有录，图像有赞，家规有约。俾子孙于其先人，虽相隔千百世，而一览之余，蔼然生慎终追远之思，敦敬宗收族之谊”，强调了家谱对于记载地域文化、乡村历史，对于培养人们热爱故乡、慎终追远的重要意义—“其关系岂浅鲜哉！”
正因如此，在这篇谱序结尾—“吾愿杜氏子孙，处此礼教沦胥之际，能以操行立品为先，勿堕其乔木故家之先德。而切戒攀附门第，枝蔓牵引，以树子孙立身之基。则是谱之纂修，为远于流俗而不虚矣”，余绍宋将家谱“育人、存史、资政护国”思想融为一体，殷殷叮嘱杜氏子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作者系浙江省衢州第三中学 杜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