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龙(1477—1546)，字虞佐，号渔石，浙江兰溪人。明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唐龙才华横溢，功勋卓著，是明朝重要政治人物。卒赠太子少保，谥号文襄。
著有《易经大旨》、《群忠录》、《黔南集》、《江右集》、《关中集》、《晋阳集》及《淮阳集》，今存《渔石集》四卷，《四库总目》行于世。
《铜峰杜氏家乘》存有唐龙写于正德己卯年(1519年)的序言一篇，题为《杜氏重修世谱序》。 由于找不到另外版本予以印证，笔者不揣浅陋，试将这篇谱序的原文标点、分段，整理如下—
杜氏重修世谱序
西安杜君鹤山，与予有金兰契。己卯秋，来都铨除麻阳令，携其重修族谱，嘱予言以弁诸首。予念五载同窗，一朝分手。义属友朋，情犹兄弟。且友之祖考，即吾之祖考也。既忘予之固陋，敢不拜首而泚笔焉?
夫杜氏之谱，由来旧矣。上本于唐尧，暨于御龙封于豕韦，别姓于东周，历春秋战国而汉唐，千载世系，可谓详矣!观其义例宗法、支联裔续、九族昭穆，可谓序矣!
慨自宗法既废之后，圣人叙天伦系人伦风化立政之始，幸于谱焉见之。故自晋隋以来，士尚修谱之学。在官有谱印局，置令史掌之。其士庶家，代上薄状，官为考订，藏秘阁，副在左右。自五季抢攘，遂至散佚，其学乃亡。
至宋，欧阳公、苏氏、曾氏，各自为谱，联其支属，有用编年史法者，有用周礼仪则者。虽为法不同，而于明世次、敦族谊以致其爱敬之意则一也。向非巨室名家，诗书之泽暜，礼乐之化行，安能致其盛若此哉!
今鹤山，夙负经纶，又值明世，重辑其谱以垂后，讵不谓之扫陋习而继先贤者乎?在昔老泉之谱，其宗曰：“观吾谱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夫兴其孝弟之心，则远不忘祖，疏不遗族，义也。传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然则鹤山殆以仁让世其家而型诸国哉!
拨辅政之暇，答良友之命，非敢扬杜氏之盛，藉以志夙年之雅谊云。
时
皇明正德己卯岁季秋谷旦
赐进士出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兰江同学弟唐龙顿首拜撰
在序言开篇，唐龙称自己与铜峰杜君鹤山同窗五载，义结金兰，情犹兄弟，故鹤山重修家谱请为作序，自己义不容辞。
与一般谱序极力夸耀先祖盛德不同，唐龙接着以三言两语极为简略地概述了杜氏家谱之源远流长，肯定了杜氏历代家谱之详实、有序后，就将主要笔墨放在了描述历代谱序之变迁上。
他先慨叹“自宗法(指周朝实行的宗法分封制。宗族分为大宗和小宗，以确立嫡长子的继承权—作者注)既废之后，圣人叙天伦系人伦风化立政之始，幸于谱焉见之”，肯定了家谱对于人伦风化乃至立政的重要性。接着论述“故自晋隋以来，士尚修谱之学。在官有谱印局，置令史掌之。其士庶家，代上薄状，官为考订，藏秘阁，副在左右。”
事实上，家谱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世系而逐渐演变来的。早在商代就已出现。现存甲骨文档案中，“库”-一五零六，就详细记叙了“兜”的家谱，计有十一世之多。周代实行宗法分封制，为了“奠世系，定昭穆”，周王朝与各诸侯国均有专门官员(如楚国的“三闾”)掌管谱系。《周官》《世本》等都是当时的谱系通书。司马迁写《史记》时，还能看到周朝的谱牒，并据此写成《三代世表》。
两汉时期谱牒有了一定发展,《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帝王诸侯世谱》20卷《古来帝王年谱》5卷。其他著名的还有《邓氏管谱》、王符《潜夫论 志氏姓》、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颖川太守的《聊氏万姓谱》、扬雄的《家谱》等等。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选举必稽谱牒，谱牒成为贵族阶级保持门阀、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重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晋太元 中,贾弼撰《姓氏簿状》,子孙相传,号为贾氏谱学。梁武帝时,王僧孺因贾弼旧本,改撰《十八州谱》等书,号为王氏谱学。北魏太和中,诏诸郡中正各立本土 姓族、次等为选举,名“方司格”。《四库全书总目》说: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足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牒之盛。
官修谱牒在唐代达到顶峰。宋代史学家郑樵说“姓氏之学，最盛于唐”。当时，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斗争异常激烈。官修谱牒成为最高统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调整地主阶级各阶层关系的工具。唐太宗时修订的《氏族志》是第一部大型的官修谱牒。开元二年修成的《姓族系录》是唐官修谱牒发展到全盛时期的标志。此外重要的官修谱牒还有《百姓类例》《元和姓纂》《皇室永恭谱》等等。唐中后期，随着士庶矛盾缓和，官修谱牒开始衰落，私修谱牒崭露头角，其代表作是史学家刘知几的《刘氏家史》及《谱考》。
正因为无论对于统治者加强集权，还是对于文人立世、老百姓传宗接代，谱牒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唐代以前，统治者上至帝王下至地方长官，都很重视谱牒的编写和保管工作。谱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政府设置的专门保管谱牒的机构，由令史具体管理。晋太元间，贾弼之受朝廷之命，编撰18州、126郡谱牒合712卷，藏在秘阁。南北朝时期，统治者经常进行全国性的士族谱系调查与整理工作。唐初屡修谱牒的目的是为了贬抑旧士族抬高新贵们的地位，培植一个以皇室和功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这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充分，因此对于谱牒档案的编写与管理之重视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唐龙所说的“在官有谱印局，置令史掌之。其士庶家，代上薄状，官为考订，藏秘阁，副在左右”的状况，在五代之前是官府管理谱牒的常态。
唐龙感慨于“自五季抢攘，遂至散佚，其学乃亡”，这也可以从欧阳修的《欧阳氏谱图序》中得到印证：“自唐末之乱，氏族亡其家谱(遭唐末五代之乱，险于僭伪，地则朝割夕易，国号时改月更，史官不能书)。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废绝。”
北宋时，政府已罢谱局，每个宗族可以自行修谱，政府不加干涉。谱学由官向私转化。许多文人与政坛领袖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曾巩、苏洵都积极参与修谱。其中欧阳修和苏洵创立的体例既欧苏体例在谱牒的编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创新。“用表以记世次，以牒注其行实，做到谱牒互见，亲疏有伦”，“每图只记五世，五世以后，格尽另起”，成为后世私谱体例的楷模。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理学兴起，理学家们将忠贞节义孝悌的观念渗透到谱牒文化中，于是敬宗法族取代了政治角逐成为私家修谱者的基本宗旨和最终目标。正如唐龙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至宋，欧阳公、苏氏、曾氏，各自为谱，联其支属，有用编年史法者，有用周礼仪则者。虽为法不同，而于明世次、敦族谊以致其爱敬之意则一也。”
到了明清，由于朝廷允许民间祭祀始祖，民间修谱之风更加盛行，而谱牒功能也发展到全面管理宗族，成为宗族内部的经典，请高官显贵名人作序也成为风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铜峰杜族杜鹤山在正德己卯年重修世谱时，请当时担任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的昔日同窗好友唐龙为其作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唐龙的这篇谱序，短短不足六百字，却极为精要地概述了谱学几千年之历史流变，而又不失谱序之旨。窥一斑而知全豹，于以可见唐龙学问之奄通，真无愧于王阳明将其引为知己，并预言其“道德(学问)流芳于无穷”了(王守仁《与唐虞佐侍御》)。（浙江省衢州第三中学 杜洪莲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