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浙江省将打造“钱塘江唐诗之路”作为建设诗画浙江大花园的重要举措来抓。常山县是钱塘江源头县，建县于东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有着1800年的悠久历史。在浙江常山的历代文学作品中，唐诗是非常少的，据不完全统计最多也就二三十首诗，元明清的作品也不多。但令人意外而又惊奇的是，常山的宋代诗歌数量却车载斗量、非常突出。如果说宋代是常山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高峰期，那么数量惊人的宋诗，则是宋代留给常山最重要的文化瑰宝。在普遍流行“宋词”的宋代和以“唐诗之路”著称的千里钱塘江上，百里常山江却偏偏以“宋诗”闻名，可谓“离经叛道”、独树一帜，堪称是非常独特的“常山现象”。我们经过研究分析，发现这一“常山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首先，常山本地的文人学子在宋代科举界异军突起。科举制度起于隋，兴于唐，并一直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直到清朝灭亡，方才废止。在隋唐及至五代十国时期，常山史料未见到有常山人考中进士的记载，但到了宋代，常山考中进士的人却一下如过江之鲫。常山历史上总共出过一百三十八名进士，仅宋代就占了九十六名。另外元代有六名，明代有二十九名，清代有七名。其中，宋畈乡汪韶“一门十八进士”；章舍贤良王氏“一门九进士”，被誉为“历朝笏满床”；何家乡江氏历代进士达到十九名，被誉为“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像这样多个家族扎堆考中进士现象，聚集于一个小县，在全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许多人包括学界一直以来都以为常山乃至浙西衢州，真正文化兴盛是“宋室南渡”、北孔南迁到衢州以后，现在来看是有所偏颇的，只能说南宋是第二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应该在北宋就已经出现。而且从考中进士的人数这一标志性数据来看，常山在南宋的人数不如北宋时期多，这也证明了常山在宋代的文化兴起不是靠外来力量，而是内生的。
其次，常山在宋代名人辈出堪称空前绝后。汪韶是常山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官至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章舍人王伟，比汪韶晚六年中进士。王介，字中甫，仁宗庆历六年登进士第，应试直言极谏科，名列贤良第一(苏轼得第二名，苏辙得第三名)。王介与当时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交往甚密，是仁宗至哲宗时期著名诗人。王介和王安石在南京府学读书时是同学，有多首唱和诗存世。他去世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等均为他写了挽诗。王介的儿子王涣之，与书法大家米芾志趣相投，交情很深。还有何家乡源口村为减民负沉籍于江的江景房及其后代江少虞、江纬、江袤，以治家格言之作《袁氏世范》备受世人推崇的袁采等，都堪称是宋代闻之如雷贯耳的名人。尤其是北宋灭亡、宋室南渡之后，大批来自北方的官员和名人“南漂”到了当时的常山寓居，使得常山更成为名人荟萃之地。
另外，经济发达、寺庙众多成为“南渡”名臣文士的宦游寓居宝地。浙江西部历史上本是“东夷之地”。但“五胡乱华”以后，来自北方常山郡人为了逃避战乱，随东晋“衣冠南渡”逃难到当时的定阳县境内，在一个适宜发展农业生产的地方聚居下来，这个地方后来就被称为“常山乡”。由于这些人来自燕赵发达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因此常山乡很快兴旺发达起来，到了唐咸亨五年(674年)始设常山县，将县治也从原定阳县治(今何家乡钱塘村一带)迁到了常山乡(今招贤镇古县村和古县畈村一带)，属婺州。因此到了宋代，常山县在浙江一带比较发达是完全可能的，也因此才能吸纳和养活那么多追随“宋室南渡”从北方逃难来的人。同时，常山在唐、五代及宋年间佛教非常兴盛，寺庙众多，《珊瑚钩诗话》卷二记载:“两浙、福建诸州，寺院至千八百区。”现今保存完好、香火不断的唐宋时期的常山古刹就有万寿寺、石崆寺、福田寺等多座，并出现过无相大师、桂琛禅师、了空和尚等历史上有名的高僧。那些从北方南渡过来的人到了南方无处藏身，由于江南多寺庙，宋高宗专门下旨，让“南漂一族”到寺观以居。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许占寺院》记载:“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难者众，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大夫许占寺宇之命。”由于经济富裕，寺庙众多，常山于是成南渡士人的重要安身之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寄居黄岗山万寿寺的“中兴贤相”之首赵鼎、两朝帝师范冲、魏征之后魏矼等史上著名的“三贤”。《常山县志》卷十八《建置·寺观》载:“永年寺，在县北三十里，唐大中十年间建，宣宗赐额，曰容车，宋雍熙改元更万寿罗汉寺，祥符六年改赐今额，赵鼎、魏矼、范冲避地南来尝寓此寺。”
水陆转运、舟车汇集的交通枢纽优势和风景秀丽的风光，常常吸引大批诗人流连忘返。常山江古称“金川”，自古以来就是水陆转运、舟车汇集之地，宋室南渡以后，更是连接南方诸省的重要枢纽，繁华一时，古诗曾以“日望金川千张帆，夜见沿岸万盏灯”来形容当时航运之繁华。常山江又是一条景观之河，从石门佳气到十里长风，从紫港浮桥到招贤古渡，秀丽风光令人流连忘返，至今依然如故。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游历常山、在诗中描写常山的诗人有一百多人，尤其以宋代为最多，曾几、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朱熹等鼎鼎大名的诗坛巨匠均赫然在列。江西诗派的诗人曾几，在游历常山三衢山时写下了千古传唱的《三衢道中》:“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成为曾几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更是至今古诗中描写衢州的知名度最高、衢州人传唱最广的作品。在诸多诗人当中，“南宋四大家”之一杨万里可以说是与常山情缘最深的大师级诗人。他是江西吉水人，又长期在杭州做官，因此多次来往途经常山，据考证写过与常山相关的诗歌多达四十几首，其中收入《诚斋集》流传于世的就有二十五首之多，很多常山古地名可以在他的诗中找到。
“常山现象”还有一个非常独特而值得关注的地方，那就是在普遍流行宋词的宋代，常山的宋代文学作品中宋词却很少，而绝大多数是宋诗。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常言道“诗庄词媚”，宋词是文人书写风花雪月、抒发浪漫情怀的产物，当时是由青楼歌女来唱的，在北宋繁华的都市非常流行。但靖康之变后，文人们随“宋室南渡”逃难到南方，尽管常山经济发展与生活环境比较好，但毕竟属于乡野，再也找不到唱词的歌女，同时国破家亡、民族受难，他们也失去了填词的心情。而写诗最宜于言志，因此成为常山宋代诗人们抒发强烈爱国情怀、表达收复中原之志的最佳载体。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常山诗多词少的原因，同时也彰显了常山宋诗文化所承载、蕴藏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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