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氏主政东南之际，国小事繁，财政开支巨大，虽然统治者对发展生产较为重视，但“吴越以一隅捍四方，费用无已，其田赋市租山林川泽之税，悉加倍数。”吴越归宋后，常山人江景房携图籍随侍到开封，因赋税如旧，担忧百姓再受重赋，故意把户口田亩图籍扔入水中。宋太宗没根据，只好把每亩三斗的重税，改成一斗，衢州及东南的老百姓从此受惠不浅。在归宋的关键时刻，为解百姓沉重的赋税之苦，江景房怒沉赋税图籍，留下了千古佳话。
江景房，字汉臣。宋乾德年间(963-968)，曾陪随吴越王钱弘俶至宋廷朝贡，授殿中侍御史，出任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判官。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归宋，江景房再次随吴越王进京，向宋廷进呈《纳土表》，同时奉旨将两浙赋税图籍等相关档案运往汴京。按以往惯例，“既平诸国，皆因其故籍以赋于民。”江景房深感家乡父老生活艰辛，为了减轻两浙人民的负担，江景房不顾自身安危，“沉其图籍于河”。江氏抵达开封觐见宋太宗时，妄称途遇巨风翻船，图籍已失，并自请其罪。按照现在的说法，江景房丢失了国家重要文件档案，犯了渎职罪，而且以身试法，真是罪不可赦。宋太宗闻知后大怒，欲将其治以死罪。幸亏有大臣保奏，才得以幸免，就此贬到偏远的山西沁水县做个小县尉。不久，江景房就辞官归隐，回到桂岩老家，躬耕田亩直到去世。
宋廷失去两浙赋税的依据，于是任命王永(字方贽)为两浙转运使，重新厘定两浙赋税。吴越时衢州和浙江其它地区旧税制是每亩田税三斗，王永依北方制度“更定赋法，亩一斗，其余什赋苛敛，一切以便宜罢之”，这样一来，就比原赋减轻三分之二。
宋代之后，还将除少数公田之外的土地，改为私人所有，并允许自由买卖，“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这极大调动了农民垦荒种粮的积极性，一时形成“平原丰稔农家庆，犴狴空虚吏放闲”的繁荣清平时局。衢州平地少，山地坡地较多，当时又从越南引进的一种良种水稻——占城稻，它属于早籼稻，“不择地而生”具有早熟高产耐旱的特征。占城本为国名，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据史书记载，占城稻最早传入我国是在五代时期。当时中原地区战乱频频，闽中地区相对稳定，闽王王审知开辟甘棠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也就在这个时候，占城稻被引进，在福建地区传播开来。宋真宗时期(998-1022年在位)，为解决因人口增加造成的粮食短缺问题，由中央政府大力倡导、认真组织，民间积极响应，利用占城稻的耐旱特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达到了增加粮食产量的目的。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因江淮两浙地区遇旱少水，遣专人到福建取占城稻稻种，数量多达“三万斛”。分别在长江、淮河以及两浙地区推广，并命各路负责财政税收的转运使张贴榜文，进行广泛宣传，指导农民种在高处的田地中。当时有种“百日黄”的品种，成熟期短，适于在南方普遍种植，衢州也在这个时候大量引进占城稻加以种植。
衢州人拔秧插秧时可能还普遍使用“秧马”这种农具，“秧马”也叫“秧凳”，就是插秧人坐的T型独脚凳子。苏轼说：“念浙中稻米几半天下，独未知为此，而仆又有薄田在阳羡，意欲以教之。适会衢州进士梁君琯过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详，归见张秉道，可备言范式尺寸及乘驭之状，仍制一枚，传之吴人，因以教阳羡儿子，尤幸也。”苏轼还写了多首诗歌称赞这种便民的小农具。
宋太宗端拱元年(988)状元胡宿经过衢州写见闻说：“短亭疏柳映秋千，马上人家谷雨前。几树旗枪茶霍靡，一溪鳞甲水潺湲。莺期别后闻余弄，蚕候归来见小眠。可惜西湖湖上月，夜来虚过十分圆。”减了农业税，耕者有其田，又引进耐旱高产水稻，种茶养蚕，衢州和东南地区的农业得到快速发展。休宁人程珌在衢州等地看到，那里的人们勤于“收蓄粪壤，家家山积，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江景房的孙子江錡，考试不利，退而事农，“而产业家用日益以盛”，也可见当时从事农业也足可丰衣足食，致富小康。
二
宋代是中国社会少有的重商时代，虽然读书做官还是时尚之趋，但也不是唯一的独木桥，就像一位常山人袁采所说，除了读书做官，“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也。”而一般的官员，因为俸禄有限，也大多置田产事商贸，过着半官半农或半官半商的日子。
与以前的历朝相比，宋代社会正处在由古代自然经济向近代商品经济转化的过程之中，其商品交易和市场影响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骤然增加。宋朝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区域与平民区域划分严格的格局，彻底打碎了里坊制，将平民的工商业的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正像李觏《富国策》所说：“今日之宜，莫如通商。”衢州地处通往福建、江西、湖南、两广物资的重要集散地，市镇众多，加之粮食生产和蚕桑等多种养殖业发达，纺织、采矿、制瓷、酿酒、造纸等各业开始兴旺起来。比如衢州酿酒的历史，目前已知最早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酒属于专卖品，由于衢州酒的产量大，因此专门设有“酒务”作为管理机构，并配备专门的官员“监衢州酒”。而据赵珣《熙宁酒课》记载，衢州设有酒务四处，每年征收酒税5万贯以上，属于北宋时期朝廷的重要酒税来源地之一。另据《宋会要·食货》记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衢州州城(相当于市本级)商税税收列今浙江各州第二位，达39383.872贯。虽低于第一名杭州州城商税额，与第三名湖州相接近，远高于越州(今绍兴)、婺州(今金华)、温州、台州，是处州(今丽水)的四倍多，是睦州(今建德一带)的五倍多。商税的征收直接反映了被征收地贸易活动的规模和市场发展水平，商税的多寡直接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经济水平，特别是城市的发达程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判断一个城市的社会影响及其在城市体系中所居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时整个衢州的商税总额(包括州城、各县及市镇)为44763.388贯，而州城的商税额占总数的88%。可见衢州城在整个衢州地区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从侧面体现了衢州当时的城市化的发达程度。
商业经济的兴起，需要大量的货币支撑。宋代因为铜供应量不足导致铜的价格上涨，而政府又限制铜钱的流通价格，使得铜钱与铜的价格脱节，其价已远低于本身的含铜量及铸造花费。故而销毁原有的铜钱来铸造铜制器皿或佛像，已经成为谋取暴利的手段了。“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而这就更加剧了市场中铜钱数量的减少，对于“钱荒”问题等于是雪上加霜。对这一行为，政府颁布了极为严厉的禁令，违法炉户流配海外。与此同时，政府对于民间储存铜钱或铜器的行为，也持坚决的禁止态度，如大中祥符间衢州知州宋为善，言所部民有铜像者，依法区断，其铜像准犯铜例设官。虑伤崇奉之道，而陷刑者众，故条约之。”“钱荒”问题，对于政府和平民的经济生活都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在一个货币供应不足的社会上，商品交换必然产生困难。“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银绢丝绵入市，莫有顾者。质库人户，往往昼闭。若得官钱三二十万，散在民间，如水救火。”而由此便引起货币价格的上涨，出现以不足数之钱“当百”的情况。而在政府一方，则更是用发行大面值铜钱的方法，一方面掠夺财富，一方面缓解社会上铜钱不足的问题，“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铜资源的短缺要求中国采用其他种类的金属作为代用品，但中国缺乏金银等贵金属矿产。因此，宋廷采用了铁来代替铜。早在五代时期，用铁铸造的钱币就已在部分地区通行。宋朝延续这一做法，在四川和陕西等地发行铁钱，并明确规定其与铜钱的兑换比价。但是，铁钱的铸造方法较铜钱简单，易于私铸，如原福建路转运按察使、金部员外郎高易简，就因为未经批准开铁矿铸钱，于庆历间降为衢州知州。另外，宋时衢州上方曾出铜锡铅矿，在铜中掺锡和铅等制钱，也是当时的无奈之举。“钱荒”问题在宋代货币秩序中一个最突出的影响，就是导致了纸币的产生。出于银、铁都不能代替铜钱的缘故，政府被迫到其他方向去寻找出路，最终在原出现于民间的“交子”上找到了新办法，宋仁宗在四川置益州交子务，纸币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形式就此走上了历史舞台。
从对经商及“钱荒”，并发行纸币，都可看出当时衢州及南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
三
北宋时期衢州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加上朝廷吸取前代教训，削弱军权，重视文治，大规模扩大录取进士人数。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而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宋太祖于开宝六年(973)亲自主持殿试，自此以后，正式确立了州试(即取解试，获得参加省试的资格，当时一州的解额是相对固定的)、礼部省试和殿试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后分三甲放榜，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宋代衢州的教育事业也蒸蒸日上，如宗泽任龙游令时，建庠序，设师儒，讲论经术，风俗一变，自此龙游擢科的人逐渐多起来。再如开化县学原在县城西边，场地狭小，屋宇简陋，占地不足五亩，缺乏扩展的空间。县令李光选择了县南江边的一块土地，向上争取了四十万的拨款，利用旧县学可用之料，在乡民的全力支持下，建成新县学。新县学依山傍水，建筑宏阔，四周以围墙包围，给学子们以安静的学习环境。内部既有传道授业的学堂，也有学师的宿舍，建筑面积比原有县学成倍增加。在外为官的开化人程俱亲写《建学记》一文，记述了新县学的修建过程，并称赞李光“好古强志”、“奉法爱人”，其重建县学的功德必将被县人所怀念。宋代衢州最早的私人书院为龙游人吕防于城南山麓创立的南山书院，始建于嘉祐末年(1063)。当时称为义塾，让困难学子免费上学，“从学者甚众”。据说，有一日吕防听到山中荆棘丛中有鸡鸣声，闻声去找居然发现了一堆白银。他将银子全部交给了官府。后来人们便将此山称为鸡鸣山，将学校称为“鸡鸣书院”，山下的村落也称为鸡鸣村。大观年间(1107-1110)毛友、郑可简等在烂柯山右梅岩筑室读书，隐居不仕，取名梅岩精舍。
经济的发达加上对教育的重视，使宋代衢州的科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根据有关学者的相关研究，北宋衢州文科进士252人，在现浙江省范围内是首屈一指的，高于杭州、绍兴等地区，是温州的3倍，台州的6倍多。从地域上来看，北宋时期西安县一枝独秀，其进士人数超过整个地区的三分之一，达95人，这与当时衢州州城经济水平的一枝独秀是分不开的。常山、开化作为第二梯队，两者之和接近总人数的一半，计117人。最后是江山和龙游。从姓氏上看，毛氏、江氏、徐氏世家大族占尽优势，北宋时期开化县中进士53人，其中江氏就有进士40人，占75.5%，这个比重高得惊人。衢州归属北宋王朝七年以后，雍熙二年(985)梁灏榜，徐泌高中进士，成为宋代衢州文科进士第一人，就当时整个浙江来说，这也是较早的。端拱元年(988)，开化人程宿(971-1000)高中状元，年仅18岁。他是宋代浙江区域内历史上第一位状元，此时距离衢州归宋仅仅过了十年。常山王氏家族也以一门七进士而闻名衢州，从1019至1082年，在短短63年里，王氏祖孙三代共计出了7个进士：包括王介的父亲王言、王介和其弟王悆，儿子王汉之、王涣之、王沇之三兄弟以及侄儿王沩之。一门七进士的科举成就，对当时社会影响是相当大的。时人称誉衢州“甚至一时中第者独多于二浙”。
大批进士递次走向全国，形成了引人注目的衢州文人群体。如宋初诗人赵湘，他在开风气、竖传统、立诗法诸方面都给乡人以深远的影响。到了其孙子赵抃(1008—1084)时，衢州文坛一改偶露峥嵘的冷清，衢州文人彼此唱和，互为犄角，一时蔚然成风。核心人物赵抃，“东南之士多从之游”，他们和当时全国文坛宗主四川“三苏”来往密切，如嘉祐年间赵抃荐举苏洵，元丰年间毛维瞻在筠州庇护谪臣苏辙，而苏轼也屡屡眷顾衢州诗人毛国华、毛滂等。另外，刘牧(1011——1064)，长于易学，有《易数钩隐图》三卷收入《四库全书》经部传世，《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宋人易数当以此书为首”。刘绚(1045——1087)精《春秋》，著有《春秋解》十二卷。徐申和江汉跻身当时朝廷主管词乐的大晟府。一时间衢州人才辈出，流馨四方。
（作者系常山县宋诗之河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陈定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