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介字中甫，衢州常山人，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嘉祐六年(1061)举制科，曾任秘书丞、静海知县、职方员外郎、尚书祠部郎中、秘阁校理、集贤校理、常州知州、湖州知州等职，子沇之、汉之、涣之、弟悆、悆子沩之，皆举进士。
《宋史》记载王介十分简略，仅在《王汉之传》中言及“举制科，以直闻，至秘阁校理”。王介早年事迹，史料极少。据李贤等《明一统志》卷43：“贤良峰，在常山县北一十五里，宋王介读书其下，后举贤良科第一，故名。”由此可知，王介曾在常山县北读书，后世称其处为“贤良峰”。王介入仕后的事迹，散见众多史籍中，此将王介及其相关诗文钩沉于下。
一、王介科举入仕
宋代士人入仕主要途径是参加科举考试，王介也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王介中进士。明弘治间修《衢州府志·科贡志》载，“王介，庆历六年贾黯榜进士”。清乾隆间修《浙江通志·选举志一》载，庆历六年丙戌(1046)贾黯榜进士有王介，常山人。与王介同年中进士的还有刘敞、刘攽兄弟和常山同乡吴瑊等。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王介与苏轼、苏辙同中制科。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仁宗嘉祐六年八月，“乙亥，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著作佐郎王介、福昌县主簿苏轼、渑池县主簿苏辙。轼所对第三等，介第四等，辙第四等次。以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介为祕书丞、知静海县，辙为商州军事推官。……介，衢州人也。”《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一》又载：“(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命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就秘阁考试制科。奎等上王介、苏轼、苏辙论各六首。”“二十五日，帝御崇政殿，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著作佐郎王介、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河南府渑池县主簿苏辙。”“轼策入第三等，介入第四等，辙入第四次等。诏轼为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公事，介为秘书丞、知通州静海县，辙为啇州军事推官。”中制科后，王介任秘书丞、知通州静海县。
制科又称特科，是中国古代科举制中不定期的非常规考试，必待皇帝下诏才能举行。制科的主要科目有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博学宏词科等，具体科目和科考时间均不固定。北宋中前期，与进士科相比，不仅制科次数少很多，没有中制科的人数也屈指可数，制科成为当时人人仰慕的“大科”。就北宋仁宗朝四十年(1023-1063)来看，进士科举行13次，前后进士共有4561人，而中制科者前后不到20人。对于宋仁宗在位时的制科取士，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仁宗皇帝》评曰：“仁祖以来，则制科得人为盛，书判拔萃余靖、尹洙，茂才异等富弼，而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在天圣则得何咏，在宝元则得张方平，在嘉祐则得王介、苏辙、苏轼，可谓盛矣。”
对宋仁宗朝中制科者，苏轼《同年王中甫挽词》：“先帝亲收十五人，四方争看击鹏鲲。”王十朋《东坡诗集注》注：“尧卿仁宗天圣七年，诏复制科。八年得何咏、富弼，景祐元年得吴育、苏绅、张方平，其后得余靖、林亿、鲁宗道、尹洙、田况、王中甫、钱易、纯老二父子、公与子由，共十五人。”南宋王应麟《玉海·科举三》有记载：“天圣则何咏、富弼，景祐则苏绅、吴育、张方平，方平再中茂材异等贤良方正，田况中其选。庆历则钱明逸、彦远，皇祐则吴奎中其目，嘉祐则夏噩、陈舜、俞钱藻、苏轼、辙、王介。父子则钱易、明逸、彦远，兄弟则二苏二钱，再举制科则张方平，仁皇亲擢十五人。”由此可见，当时中制科皆非等闲之辈，基本都是当时的名臣、大家。王介能够名列其中，也是当时出类拔萃的人才。
二、王介任秘阁校理
王介中制举后，任秘书丞、静海知县。宋神宗时，王介入朝为官，在崇文院任职。《宋史》在《王汉之传》中称王介为“秘阁校理”。程俱《北山小集》卷34“王汉之行状”称王介“故尚书祠部郎中，充秘阁校理，赠少师”;又在卷30“王涣之墓铭”称王介“以直气谠言闻天下，官至尚书祠部郎中、秘阁校理，赠少师”。可见，王介曾任尚书祠部郎中，官至秘阁校理，卒后赠少师。
北宋治平三年(1066)，宋英宗请韩琦、欧阳修等举荐馆阁人才，王介等二十人因此被举荐。对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有，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十月，“(上)因谓辅臣曰：‘馆阁养才之地，比欲选数人出使，无可者，公等其各为朕搜扬，虽执政亲戚、世家勿避，朕当阅可否。’于是韩琦、曾公亮、欧阳修、赵概等所举蔡延庆、夏倚、王汾、叶均、刘攽、章惇、胡宗愈、王存、李常、张公裕、王介、苏棁、安焘、蒲宗孟、陈侗、陈睦、李清臣、朱初平、黄履、刘挚，凡二十人，上皆令召试。琦等以为人多难之，上曰：‘既委公等举，苟贤，岂患多也?’乃令先召权提点陕西刑狱度支员外郎蔡延庆等十人，余须后试。”《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十一》也有类似的记载。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王介虽被举荐，但没有被召试。至宋神宗即位后，王介受皇帝召试。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9：“故事，馆职皆试诗赋各一篇。熙宁元年，召试王介、安焘、陈侗、蒲宗孟、朱初平，始命改试策论各一道。”由于可见，神宗即位后，召试内容一改英宗试诗赋，而改试策论。对王介被召试的时间，元代马端临的记载与叶梦得之书有所不同，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十一》：“熙宁元年，罢试诗赋，而更以策论。二年，王介等五人始以策论试于学士院，皆除馆职。”可见，《石林燕语》记王介等五人受召试在熙宁元年(1068)，而《文献通考》则记在熙宁二年(1069)。王介召试后，授官秘阁校理。
秘阁校理为北宋官名，这与当时的皇朝藏书机构崇文院有关。北宋时期，国家藏书机构为崇文院，又称三馆秘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为现代国家图书馆之先驱。崇文院设官分职，掌藏图书秘籍及缮写校刊，其馆阁官通称馆职，被视为储才之地，是宋代士大夫企羡、追逐之清望官。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在崇文院中堂建阁，称秘阁，收藏三馆书籍真本及宫廷古画墨迹等，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秘阁校理就于此年设置。王介先为秘阁校理，后转为集贤(院)校理，都是崇文院任职。
王介在任秘阁校理期间，曾讨论丧服制度问题。《宋史》卷106《礼志九》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王安石为相，不主祧迁之说，故请议服制，“秘阁校理王介请依《周官》守祧之制，创祧庙以奉僖祖，庶不下祔子孙夹室，以替远祖之尊”。《宋会要辑稿·礼十五》详载王介上议全文，内容有1000多字，此不详录。顾炎武《日知录》卷5“唐人增改服制”条又节录王介之文，可见王介的议论引起顾炎武的重视。
王介任秘阁校理期间，参与考试开封府举人。《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九》：“熙宁二年八月十四日，以秘阁校理同修起居注陈襄、集贤校理王权、秘阁校理王介、安焘、李常、馆阁校勘刘攽考试开封府举人。”正是在充任开封府考官期间，与刘攽争言，王介的仕途升迁因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王介与刘攽争言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王介由秘阁校理，转为集贤校理，同样在科考期间充任考官。北宋时期，开封府发解试考官大部分是由崇文院(三馆、秘阁)馆阁官充任。熙宁三年(1070)，考试开封，王介为集贤校理，刘攽为馆阁校勘。
刘攽(1023～1089)字贡甫，临江新喻(今江西新喻)人，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协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刘攽兄刘敞为北宋史学家、经学家，庆历六年(1046)进士科榜眼。王介、刘敞、刘攽为庆历六年(1046)同年进士，介、攽二人初交较好。刘攽《彭城集》卷12有《山阳送王中甫》：“弱扇避风澜，卑飞岁复单。君行反阊阖，人望接鵷鸾。斋日容台峻，书签策府寒。谁言今昔异，王贡本弹冠。”诗中“容台”为礼部的别称。王介曾任尚书祠部郎中，为礼部属官。“策府”为帝王藏书之所，当指崇文院。由“容台”“策府”推测，王介当时已在崇文院任职，该诗应作于王介任尚书祠部郎中后。
王介与刘攽争言之事，许多史籍对此有记载。《宋史》在《刘敞传附刘攽传》言及此事，称“考试开封举人，(刘攽)与同院王介争詈，为监察御史所劾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有简要记载，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四月乙酉，“诏馆阁校勘刘攽与外任。攽初考试开封，与王介争言，为台谏所劾，既赎铜，又罢考功及鼓院。至是，求外任，王安石因之并逐攽”。这些记载都是围绕刘攽遭王安石放逐之事而言的，对与王介争言的原委没有交代。
对于王介、刘攽争言的原因，南宋王称《东都事略·列传五十九》有介绍，其言：“考试开封府进士程文有用小‘畜’字者，王介谓犯神宗嫌名。攽曰：‘此六畜之畜，亦嫌名也。’因纷争。”宋神宗名赵顼，“顼”“畜”音同，故王介言犯讳。北宋魏泰《东轩笔录》所载更详，此书卷9载：“刘攽、王介同为开封府试官，举人有用畜字者，介谓音犯主上嫌名，攽谓礼部先未尝定此名为讳，不可用以黜落，因纷争不已。而介以恶语侵攽，攽不校。既而御史张戬、程灏并弹之，遂皆赎金。御史中丞吕公著又以为议罪太轻，遂夺其主判，其实中丞不乐攽也。”卷11又载：“(刘)攽尝与王介同为开封府试官，试节以制度不伤财赋，举子多用畜积字，畜本音五六反，《广韵》又呼玉反，声近御名。介坚欲黜落，攽争之，遂至諠忿。监试陈襄闻其事，二人皆赎金。而中丞吕公著又言责之太轻，遂皆夺主判。”南宋王銍《四六话》卷下：“神宗初即位，王介中父、刘攽贡父同考试进士，中父以举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与御名同音，贡父争以为非，中父不从，固以为御名，贡父曰：‘此字非御讳，乃中父家之讳也。’因相诟骂。既出试院，御史以为言贡父坐罢同判太常礼院，罚铜归馆。”由王銍的记载可见，刘攽言“畜”字为王介“家之讳”，是王介愤怒的重要原因。
对王介与刘攽争言的处理，《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十五》载，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十月二十二日，“集贤校理王介、馆阁校勘刘攽罢判鼓院、同知太常礼院，并令归馆供职。先是，介、攽充进士考试官，议事不和。御史张戩言，介、攽天资薄恶，污辱昼馆，肆为喧(，慢侮多士，命监试御史知杂陈襄具析。因依襄具相诟詈之语以闻，诏各特罚铜八斤。既而，御史中丞吕公著言，攽素行猥薄，言多亵慢，一时流辈比之俳复;介禀性躁妄，喜于争闹，所至州军，目为狂疾。昨试院中放恣益甚，语言传播中外，鄙笑乞削职与外，处差遣。故有是命。”可见，对王、刘争言的处罚，当时免除了考官职务，“并令归馆供职”。
当然，王介、刘攽争言，也受到经济上的处罚，监试陈襄令二人“免勘赎金”，罚了铜钱。陈襄《古灵集》卷6有《弹刘攽王介状》：“臣窃以刘攽、王介在试院忿争，为台官张瑨等弹奏，已奉圣旨免勘赎金。朝廷虽示宽恩，物议未以为允。攽、介皆以文学被选置之馆阁，不思修蕴器业，以为名臣。攽惟尚气凌人，动为嘲侮。介特褊心好竞，所至喧悖。率行若此，人何以观?增长浇浮，损坏风教，无甚于兹。欲乞深示戒惩，特行贬斥，俾居于外，改过自新，不惟攽、介之福，抑朝廷忠厚之举也。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可见，陈襄看来，王、刘争言并非大过。然而，当时正处王安石变法之际，主张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相互倾轧。刘攽属旧党，王安石借此排挤旧党分子，遂对刘攽作放逐外任的处罚，这从《宋史·刘敞传附刘攽传》可见。
随刘攽的处罚的加重，王介的仕途也应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王介后来外任知常州，不知与此是否有关。北宋孔平仲《谈苑》卷3记载：“王介得知常州，刘贡甫以语谑之，介曰：‘贡甫非岂弟君子乎?’贡甫曰：‘虽非岂弟君子，却是打爷知州。’常州风俗殴父，有桥名曰打爷桥。”由《谈苑》所载可知，王介曾为常州知州，而确切时间暂不可考。
四、王介与王安石相关的诗话
王安石字介甫，据下引周必大文，王介与王安石为同学。王介中制举，任秘书丞，其任命制文即王安石所撰，安石《临川文集》卷51有《王介秘书丞制》。王沇之字彦鲁，王介长子。王安石有《清凉寺送王彦鲁》《送王彦鲁》诗二首，南宋程迥《周易章句外编》记载王沇之与王安石的问答，由此来看，王沇之应为王安石的弟子。南宋周必大《文忠集·跋安福令王棣所藏王中甫及其子涣之汉之沇之等帖》称，“王公与荆公同学”，“彦鲁尝从荆公学”。王介之子能拜王安石为师，表明王介、王安石私交较好。
有关王介、王安石的交往，一些笔记中记载了二人之间的逸事和诗话。宋神宗熙年六年(1073)，王介任湖州知州。南宋宁宗嘉泰间修《吴兴志》卷14《郡守题名》载：“王介，职方员外郎、充秘阁校理，熙宁六年四月到。”王介赴任湖州，王安石以诗相赠，王介作诗相应。北宋彭乘《续墨客挥犀》卷5“语言卒易”条载：“王学士介博记俊爽，然语言卒易，人多谓之心风。熙宁中，自省判乞郡得湖州。将行，王丞相以诗送之，曰：‘吴兴太守美如何?柳恽诗才未足多。遥想郡人应下担，白苹洲上起沧波。’意者以其风能起波也。介知其意，遂以破题为十篇上丞相，一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鮀。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代阎罗。丞相笑曰：‘阎罗见阙，宜速赴任也。’”湖州古为吴兴郡，此地霅溪有白苹洲。
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9同样记载此诗话，然文字有所不同。《东轩笔录》载：“王介性轻率，语言无伦，时人以为心风。与王荆公旧交，公作诗曰：‘吴兴太守美如何?柳恽诗才未足多。遥想郡人临下担，白苹洲上起沧波。’其意以水值风即起波也。介谕其意，遂和十篇，盛气而诵于荆公，其一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鮀。正直聪明神鬼畏，死时应合作阎罗。’荆公笑曰：‘阎罗见阙，可速赴任也。’”对王安石与王介的这段诗话，北宋阮阅《诗话总龟》卷38、南宋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33、南宋曾慥《类说》卷16、南宋《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10、南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2、祝穆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5、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119等皆有相关记载。
上文王安石所作诗句，安石《临川文集》卷31有《送王石甫学士知湖州》即为此诗，此“石甫”误，应为“中甫”。此诗第三句文集中作“遥想郡人迎下檐”。该诗第三句之“临”字，仅见《东轩笔录》，其他诸书所引皆作“迎”字。“担”古体为“擔”，与“檐”形近。南宋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6“下檐得替例物”：“介父送王介知湖州，诗曰‘遥想郡人迎下檐’。下檐，犹古之下车也。《会要》(六十九)曰：‘大中五年，奏刺史交割。及初到任，下檐得替后资装。天下州郡自有规制，自今后应刺史下檐什物，及除，替后资送钱物，但不率敛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郡旧例。’”据程大昌所言，应是“下檐”。《东轩笔录》“临下担”有误，应为“迎下檐”。
上文王介诗句，南宋王楙《野客丛书》卷12“王介诗”：“王介出守湖州，尝有诗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鮀。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替阎罗。’后两句事见《北史·韩擒虎传》，擒虎曰：‘生为上柱国，死为阎罗王亦足矣。’夫子称祝鮀之佞，盖美其有材耳;谓卫灵公不亡者，以有祝鮀等之故。《左氏传》亦谓，‘祝鮀排难解纷，贤者也’。介以谄媚者为祝鮀，是狃于流俗之见。观晋王沉为豫州刺史，下教曰：‘达幽显之贤，去祝鮀之佞。’《北史》曰：‘群犬吠新客，佞僮排疏宾，望卫惋、祝鮀，眄楚悼、灵。’均知此说久矣。不知佞有二义，有才佞之佞，有谄佞之佞。”王介诗第三句，《野客丛书》作了详解;此句与《东轩笔录》完全不同，其它诸书皆同《续墨客挥犀》《野客丛书》。王介诗最后一句，《东轩笔录》中“应合”，诸书皆作“犹合”;“作阎罗”，诸书多作“代阎罗”，而《野客丛书》作“替阎罗”。最后两句应为“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代阎罗”。可见，魏泰《东轩笔录》虽为北宋人之作，距二王逸事时代不远，但引文未必正确，而《续墨客挥犀》所载诗文较为正确。
有关王介、王安石交往的相关诗话还有一些，此录之于下。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学善讥谑，尝举制科不中。与王荆公游甚款曲，然未尝降意少相下。熙宁初，荆公以翰林学士被召，前此屡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诗寄云：‘草庐三顾动幽蛰，蕙帐一空生晓寒。’用蕙帐事，盖有所讽。荆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诗有‘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自不知’之句，盖卫介发也。”有此诗可见，王中甫、王介甫二人相交甚好。
南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1：“章圣朝种明逸抗疏，辞归终南旧隐。上命设燕禁中，令廷臣赋诗，以宠其行。独翰林学士杜镐辞以素不习诗诵，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怿，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处哉!’熙宁中，王荆公进用，时有王一介中甫者，以诗诋之云：‘草庐三顾动幽蛰，蕙帐一空生晓寒。’荆公不以为忤，但赋绝句云：‘莫向空山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自不知。’盖取于此。中甫，三衢人也，昭陵时中制科，仕裕陵爲从官，子沇之彦允、汉之彦周、涣之彦昭、潙之彦楚皆近世名卿，今家居京口。”种明逸即种放(955—1015年)，字明逸，河南洛阳人。
南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10“见讥不较”：“王介素与荆公不相能，荆公题《江宁道中驿舍》一联云：‘茅屋沧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介鄙之，书其末曰：‘金陵村里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贵诗。’公见之亦不屑意，乃续之云：‘江晴日暖芦花转，恰似春风柳絮时。’”。南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2也录有此诗话，最后有句“末语又讥介之轻狂也”。
除上文诗话中王介、王安石的逸事、诗话，王安石还有与王介的唱和诗。王安石《临川文集》卷12有《和中甫兄春日有感》：“雪释沙轻马蹄疾，北城可游今暇日。溅溅溪谷水乱流，漠漠郊原草争出。娇梅过雨吹烂熳，幽鸟迎阳语啾唧。分香欲满锦树园，剪彩休开宝刀室。胡为我辈坐自苦，不念兹时去如失。饱闻髙迳动车轮，甘卧空堂守经帙。淮蝗蔽天农久饿，越卒围城盗少逸。至尊深拱罢箫韶，元老相看进刀笔。春风生物尚有意，壮士忧民岂无术。不成欢醉但悲歌，回首功名古难必。”高克勤认为，此“中甫”是马中甫，“马中甫，庐江(今属安徽)人，与王安石同年进士，《宋史》卷三三一有传”。据《宋史》卷三三一有《马仲甫传》，“马仲甫字子山，庐江人”。可见，此作“仲甫”而非“中甫”。据《宋代登科总录》，庆历二年(1042)进士有“马仲甫”，与王安石为同年进士，而非“马中甫”。王介字中甫，而马仲甫之仲甫为名，古人在诗文中称好友用字而非用名。故高克勤认为此诗中甫为马中甫，有误，此“中甫”应是王介字中甫。
王安石《临川文集》卷17有诗《送程公辟得谢归姑苏》：“东归行路叹贤哉，碧落新除宠上才。白傅林塘传画去，吴王花鸟入诗来。唱酬自有微之在，谈笑应容逸少陪。除此两翁相见外，不知三径为谁开。”程公辟即程师孟，字公辟，吴(今江苏苏州)人。倒数第三句后有王安石自注：“少保元绛谢事，居姑苏，又王中甫善歌词，与相唱酬燕集。”南宋李壁《王荆公诗注》于此注：“中甫，王介也，逸少、微之皆取古人，以比今之同姓者。”由此诗可知，王介晚年曾居苏州，与程师孟、元绛相唱酬。
王介去世后，王安石作挽诗悼念。《临川文集》卷35有《王中甫学士挽辞》：“同学金陵最少年，奏书曾用牍三千。盛名非复居人后，壮岁如何弃我先。种橘园林无旧业，采苹洲渚有新篇。蒜山东路春风绿，埋没谁知太守阡。”李壁《王荆公诗注》于该诗的注文，此录之于下。题名后注：“王介，衢州人，嘉祐六年与二苏同中制科。”颔联后注：“齐东昏侯，明帝子，帝尝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后。’贾充谓庾纯：‘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三千牍’，见《史记·东方朔传》，中甫仁宗时以制策登科，故诗有牍三千盛名之句。东坡亦尝为作挽诗，遗其子沇之。”尾联后注：“种橘，用刘长卿《送李中丞》诗‘罢归无旧业，老去恋明时’。据诸公多言介心疾故，公前诗戏以‘白苹洲渚正沧波’之句。今又及“苹洲”事，疑犹前意。刘贡父在试院因争‘畜’字，与介忤后，与欧公书云：‘某愚戅孤蹇，前在试院，不幸与小人共事，论议之间，为所诟辱，既素知其心病狂，易都与包含隐忍，未尝酬对。’据此，则介之心疾，似有之矣。”李壁称王介“心疾”，是言介心存嫉妒，应不妥。
王介为人正直，是得到当时有识之士认可的。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六月乙亥，郑侠又上书言：“(冯)京及元绛、孙永、王介四人者皆仁义人也”;本书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正月庚子又载，“(郑)侠虽荐京宜为宰相，然实不识京。侠又称元绛、孙永、王介凡四人，自言识绛，余皆未识”。郑侠(1041—1119年)字介夫，福州福清(今属福建)人，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一生为民请命，为国为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耿介绝俗，名高天。郑侠不识王介，而称王介“仁义人也”，表明王介已受当时士大夫赞誉。王介能够得到郑侠的认可，可见王介为人做事，并非为个人私情。王介性耿直，由前文所述与刘攽、王安石的交往可以看出。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44载：“王介，常山人，性强记，负直气，举制科，累官至秘阁校理。与王安石游甚款，然未尝降意相下。”可见，王介以性直为世所知。当然，王介耿直的性格，不为世所容，也定程度上影响到其仕途，他虽初与王安石私交甚好，王安石为相，介未获重用;与刘攽争言，也应在朝野产生不利的影响。
五、王介与与苏轼、苏辙等人相关的诗文
王介与苏轼、苏辙兄弟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同中制举，故情谊非同一般。王介与二苏的交往，史籍未见过多记载，然在王介去世后，二苏有挽词和哀悼之诗。苏轼《东坡全集》卷7《同年王中甫挽词》：“先帝亲收十五人，四方争看击鹏鲲。如君才业真堪用，顾我衰迟不足论。出处陞沉十年后，死生契阔几人存。他时京口寻遗迹，宿草犹应有泪痕。”此诗末有东坡自注：“仁宗朝贤良十五人，今惟富郑公、张宣猷、钱纯老及余与舍弟在耳。”京口在今江苏镇江市。据苏轼此诗，王介卒后，葬在京口。
苏轼《东坡全集》卷14又有《王中父哀词(并叙)》，叙文曰：“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轼忝冒时尚，有富彦国、张安道、钱子飞、吴长文、夏公西、陈令举、钱醇老、王中父，并轼与家弟辙，九八存焉。其后十有五年，哭中父于密州，作诗吊之，则子飞、长文、令举没矣。又八年，轼自黄州量移汝海，与中父之子沇之相遇于京口，相持而泣，则十五人者独三人存耳，盖安道及轼与家弟而已。呜呼，悲夫!乃复次前韵以遗沇之，时沇之亦以罪谪家于钱塘云。”诗为：“生刍不独比前人，束稿端能废谢鲲。子达想无身后念，吾衰不复梦中论。已知毅豹为均死，未识荆凡定孰存。堪笑东坡痴钝老，区区犹记刻舟痕。”此诗是苏轼与王介长子在京口相遇后而作。
苏轼与王介沇之相遇于京口，所做哀词，后为南宋汪应辰所得。汪应辰《文定集》卷11有《跋苏东坡与巨济帖》：“王介字中甫，其子沇之字彦鲁。苏公自黄移汝，与彦鲁遇于京口，作《中甫哀辞》，有‘束稿端能废谢’之句，故此帖问束稿，而云致意彦鲁也。”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今江西省玉山县)人，曾寓居衢州常山，卒后葬于常山。南宋周必大《文忠集》卷11有《跋汪季路所藏东坡作〈王中父哀诗〉》：“前辈言坡自帅杭后，为文用事先令门人检阅，今观柬稿帖，则已加详矣。况暮年乎!况他人乎!”汪季路即汪逵，字季路，汪应辰子。
对于苏轼《王中父哀词》，清查慎行《苏诗补注》卷24有注：“九人：富弼字彦国，张方平字安道，钱明逸字子飞，夏噩字公酉，陈舜俞字令举，钱藻字醇老，吴奎字长文，王介字中父，合先生兄弟共十人，序中‘九’字讹当作‘十’。 ”又注“沇之辠谪”：“沇之字彦鲁，少从王介甫学。彦鲁之得罪，因太学生虞蕃上书，付御史舒亶、何正臣治其狱，踰年方决，追逮徧四方。彦鲁时在国子直讲，颍州团练推官坐受太学生章公弼请嘱补上舍，不以实，除名，故云‘束稿端能废谢鲲’。先生作中父挽词，有他时京口寻遗迹宿草，犹应有泪痕之句，则中父盖塟于润州，而与其子复相遇于此也。”此注有助于理解苏东坡诗文内容。
王介卒后，苏辙路过京口，遂来祭拜王介。苏辙《栾城集》卷14有《过王介同年墓》：“平生使气坐生风，徐扣方知学有功。应奉读书无复忘，虞翻忤物自甘穷。埋根射策久弥奋，投老为邦悍莫攻。坟木未须惊已拱，少年我亦作衰翁。”末有苏辙自注：“昔与中甫同登制科，仆年最少，今已老矣。”虞翻字仲翔，三国时期吴国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富有才学，因性直率而得罪孙权。苏辙以虞翻作比，意在表面王介因性耿直而不为世所容。
有关王介与眉州苏氏的关系，此尚需略赘数言。2016年11月15日《今日常山》中有《苏东坡：关乎常山总是情》，该文认为苏轼妻王闰之为常山王介之女。《东坡全集》卷93《书金光明经后》称：“轼之幼子过，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讳闰之，字季章。”同书卷98《释迦文佛颂并引》言：“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苏轼为亡妻同安郡君王氏闰之请奉议郎李公麟敬画释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可见，王闰之曾封同安郡君，为苏过之母。据苏辙《栾城后集》卷22《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公娶王氏，追封通议郡君，继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东坡先生年谱》亦载，“生继室同安郡君王氏卒于京师”，“谨按，先生初娶通义郡君王氏，乃同安之堂姊也”。通议郡君即王弗。王闰之为王弗堂姊。《东坡全集》卷89《亡妻王氏墓志铭》：“君讳弗，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有子迈。”据此，王弗为眉州青神人，王闰之也应是青神人。又据《东坡全集》卷91《祭亡妻同安郡君文》：“苏轼谨以家馔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灵。”可见，同安郡君王闰之在娘家称二十七娘。同书卷83《王元直》：“某与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王元直为王闰之弟。寄叔为苏轼、王闰之子苏过。苏过《斜川集》卷5《王元直墓碑》：“西蜀有隐君子王元直者，吾母同安君之弟也”;“公讳箴，元直字也，眉之眉山人，祖徙居青神”;“讳介者，父也”。据此，王介有子女王箴、王闰之，为眉州青神人。《东坡全集》卷91《祭王君锡丈人文》：“轼始婚媾，公之犹子。允有令德，夭阏莫遂。惟公幼女，嗣执罍篚。恩厚义重，宜有以报。”据此，王君锡即王介，字君锡，眉州青神人。可见，王闰之父亲确名王介，但并非常山王介，而是青神王介。
王介与苏轼即同年中制举，不仅与苏轼有交往，与苏门弟子也有交情。晁补之(1053—1110年)字无咎，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北宋著名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鸡肋集》卷11《和王仲甫病暑》：“吴邦惮暑如蜂虿，河曲还遭长日晒。蔗桨金碗赖蠲烦，内托潜阴数为败。黄昏乍快风吹发，驱拊蚊虻坐明发。青衫主簿气如云，茂陵无事悲消渴。茫洋河伯何为者，两涘无因辨牛马。何生狂梦涸归墟，喉舌汤汤未劳泻。能来一嗽华池津，七椀清风立有神。更寻齿下微妙诀，遣君体适仍魂平。案头白纸如堆雪，人事纷纷日将月。与君未遇尤四时，利害相磨生内热。”此诗题名中“王仲甫”，应为“王中甫”。当时暑天过热，王介生病，遂做《病暑》一诗，晁补之作和诗一首，可见二人关系较为亲密。晁补之《鸡肋集》卷67《朝奉郎致仕陈君墓志铭》又载，“君讳辅字安国……中嘉祐二年进士第……改著作佐郎，知安吉县。岁饥，籍富家出粟食流民，所活以千计”; 陈君“将代民诣郡”，为使者所拘;“时王介守湖，请使者曰：‘安吉不可以无陈君也。’乃得归。”据晁补之所撰墓志，王介为湖州知州期间，使安吉知县陈辅得以归政。
张耒(1054—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也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柯山集》卷14有《次韵和王彦昭九日湖园会饮》，卷21有《次韵王彦昭感秋三首》。王汉之，字彦昭，王介子。由张耒与王介之子的唱和诗可见，张耒与王汉之相处甚欢。而且王介与张耒之父相交较好，故张耒较了解王介的诗文逸事。据张耒《明道杂志》记载：“先人尝任三司检法官，以亲老求知吴江县。将之官，名公多作诗送行，而吴正宪、王中甫诗工。……王诗云：‘乍被轩绥宠，新辞计省繁。三江吴故国，百里汉郎官。烟水莼牙紫，霜天橘颗丹。优游民政外，风月即清欢。’”又载：“王中父名介，衢州人。以制举登第。性聪悟绝人，所尝读书皆成诵，而任气多忤物，以故不达，终于馆职、知州。其作诗多用助语足句，有送人应举诗，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携手去来兮。’又赠人落第诗云：‘命也岂终否，时乎不暂留。勉哉藏素业，以待岁之秋。’此前古未有也。平生所嗜惟书，不治他事。其谈语多用故事，浅闻者未易晓。”《明道杂志》这里记载了三首王介的诗。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0“诗因助语足句”，也记载了王介所吟送人应举诗和赠人落第诗。另外，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7又载：“豫章云，‘醉醒醒醉’一曲乃《醉落魂》也，其词云：‘醉醒醒醉，凭君会取些滋味。浓斟琥珀香浮蚁。一入愁肠，便有阳春意。须将幕席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从他兀兀陶陶里。犹胜惺惺，惹得闲憔悴。’此词亦有佳句，而多斧凿痕。又语高下不甚入律，或传是东坡语，非也。与蜗角虚名觧下痴条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父作。”不知《醉落魂》一词是否为王介之作。
雍正间修《常山县志·艺文志》著录有王介《王中甫诗集》，不知何据。据上文所述，王介确有不少诗作，且张耒《明道杂志》称“王中甫诗工”，然王介诗大多散佚。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46《祠祀志三·寺院》“高座寺”条：“(高座寺)古今诗刻皆废，可考者唐李翰林、本朝吕侍讲、王中父三篇而已。”据此，王介应有与高座寺相关诗作，然是诗文内容已佚。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43《衢州府·山川》“唐台山”条，“唐台山，在龙游县北四十五里，下有台山寺，宋王介诗：‘天地凿开混沌国，鬼神剜锼骊龙窟。不知发秘是何年，欲叩山灵无处得。我来一见快平生，不觉清风生两腋。乘鸾归去梦魂消，白云依旧埋苍石。’”《明一统志》称此诗为“宋王介诗”，此王介有常山王介之可能。弘治间修《衢州府志·诗文志》也载有王介诗《唐台山》。万历间《龙游县志·艺文志》亦载此诗，题为《白石山》，且注“介字符石，金华人”。据《宋史·王介传》，“王介字符石婺州，金华人。从朱熹、吕祖谦游，登绍熙元年进士第”。可见，南宋时金华有名王介者。《明一统志》所载《唐台山》诗作，或是金华王介之作，姑存此。
(作者系衢州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衢州市地名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常山县宋诗之河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魏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