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叙事的时空构建，可以看作是个人宗族(家族)、郡邑乡里、家国天下三个层次空间维度在时间维度中的交互与演进，这一时空舞台的主体自然是人，而其中文人在历史舞台中具有比其他群体更为强烈和自觉的主体意识。 《礼记·大学》指出，一个人如果要“明明德于天下”，则应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并指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是这个过程的条件和方法。
国史、郡志、族谱以及个人诗文构成叙事时空中的历史证据。今天，览常山“宋诗之河”的历史和人文背景下，也可以采撷到诗人们家国情怀的独特呈现和表达。
一、南渡士人：何以为国，何以为家?
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山河破碎，其情狼狈。但出于维护尊严的考虑，这场政治、军事上的失败带来的逃亡意味，被刻意掩盖甚至美化，称之为高宗“南狩”。这一时期，北方士人纷纷率族南迁避乱，需要指出的是，南迁之举不仅有保全家族的目的，更有拒绝与金政权合作的气节表达和政治抉择。如常山博龙溪惇叙堂樊氏世谱这样解释始迁祖樊清南迁的原因：“岂无事金，何以为心?非肤非发，乃兽乃禽”。
在樊氏世谱中，进一步指出举族南迁的必要性和动机上的异同：对老一辈来说，南迁是对国家的忠诚，而较为年轻一代的南迁，则兼有尽孝的动机，举族南迁符合“天道、人伦”的要求的行为。
南渡士人家族最初大量聚集临安，稍后又分散到各地，其中一部分人就选择在浙江上游的常山安顿亲眷家属。在常山当地世谱中，第一阶段称为“扈跸南迁”，即为宋高宗“南狩”修桥铺路，提供物资、人才和政治道义的支持;第二阶段称为“择赵氏净土”，即在江浙一带寓居、定居，因此才有了近900年来的生息繁衍。
同一空间下，从靖康之变往前推40年，衢州人赵抃的《元日》诗中有：“住在三衢山好处，望中还赋式微诗”，引用诗经“式微式微，胡不归”句，表达怀乡之情。相比于南宋时期的动荡，年逾古稀的赵抃笔下北宋三衢的乡关，是笃定而温暖的归处。
而对南渡的士人来说，政权风雨飘摇，北土沦陷，故国、家园都在遥远的北方，除非能一举直捣黄龙，否则回到故园必然是空想。士人效忠于南宋朝廷，固然有作稻粱谋并籍此实现政治和人生抱负的思量，更寄予了收复故土的使命愿望。在这里，国与家再一次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具有很大的可期性。
然而现实往往难以尽如人意，有时难免残酷。效力于高宗的赵鼎几起几落，在政治上，赵鼎偏积极的“主守”立场，经历数次挫折，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逐渐趋向更为保守的“主守”立场，即便如此，仍为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求和派所不容。
身处乱世，仓促间离开故土，对故土的眷恋与依赖是自然的。建炎三年(1129)，赵鼎在《趋三衢别故人》中写道“伧父何由习楚风，家山俱在古河东。” 赵鼎老家黄河东边数十里的山西解州，故称家山在古河东。赵鼎四岁时其父去世，由其母樊氏教赵鼎诗书而进学，靖康之变后，赵鼎追随宋高宗一路来到临安，而家眷安排的常山。初来乍到的赵鼎家庭，与先前已经到常山的樊清、范冲、魏矼等故旧家庭聚集，相互帮衬慰藉。此次在三衢别故人，赵鼎怀有“四海未知栖息地，百年半在别离中”的离乱悲情。
可见，南渡后最初的几年里，“故乡”的概念，是指生于斯长于斯，但以沦为金人铁蹄下的遥远北方。
二、庙堂、江湖中与故国、家园
南渡前，老一辈的人有的已经退休，如常山樊氏始迁祖樊清，在北宋末年已经致仕，而樊清的长子事丞，在徽宗政和五年(1116)以儒学提举任严州府(今浙江建德)团练推官;次子大鑑(出继湍公为嗣)，于政和二年(1112)举进士，后任真州(今江苏仪征)防御使。靖康二年(1127)，樊清的长孙也已经举进士。对樊清来说，虽然已经择居常山叠石，但始终怀有回归故土南阳的愿望，但时不我待，这一代老人当然没有能够实现回到北方故里的愿望(世谱像传：“始公亦欲归南阳之故里，而其卒也”)。
相比之下，此时年过不惑的赵鼎，与范冲、魏矼年纪相仿，正值当年。赵鼎从北边携带家属一路追随宋高宗，自然是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的。
满怀希望出仕的赵鼎，在临安很快遇到了政治阻碍。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赵鼎因忤旨归黄岗山赋闲，在山路间筑独往亭，并赋诗《独往亭》示亲朋：“山下溪流接潮水，时凭双鲤报平安。”以常山溪流与杭州钱塘之间水道及书信联通，揭示自己未能切断对时局的关心以及为收复故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为此，赵鼎的故人吕本中、林季仲、张嵲、沈求与、张浚等都有诗歌相和，鼓励赵鼎当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审时度势，在归隐乡里与效力朝廷之间作出抉择。
在这个时期，寓居之地是遮蔽风雨的耕食之地，也是接纳收留仕途和政治上失意时的归处。虽有“梦里不知身是客，且把他乡作故乡”的自然流露，但收复故土仍是他们的梦想。
三、“何以为家”：千年之问留下的语言活化石
无论是开枝散叶于常山的学士樊清，还是一心报国的仆射赵鼎，以及无数在此期间南渡择居三衢之地的士人，都面临“何以为家”的困惑。
在朝廷方面，南宋称杭州为“临安”，其政治定位为“行都”，称为“行在”，旨在宣示不以偏安半壁江山为永久之计以及收复北土的政治立场和决心。而南渡士人同样希望回到北方故土，在国家、宗族、群体、个人的目标，在这里达成了一致，这也是南宋政权合法性和人心归附的基础，是士人多持“主战”立场的内在动机。
在民间，对择居南方各地而出生在北方的人来说，这些地方当然不是他们的“家”。而对他们的晚辈来说，以北方祖籍为家，则是谨守人伦与孝道的需要，以至在南方生活多年，历经几代人，他们始终不敢称三衢为家。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孔子四十八代嫡孙曲阜的孔端友袭封衍圣公，政和元年(1111)奏修曲阜阙里孔庙。建炎二年(1128)宋高宗在扬州祭天，孔端友奉诏陪祀。次年，金兵进一步南犯，孔端友率族人一百多人，追随高宗南渡，而圣门弟子颜、孟、曾的后人三族唯孔氏马首是瞻随行。 在杭州，高宗准备赐孔端友居衢州，孔端友将这一安排告知新结识的时任员外郎的赵鼎，赵鼎本寓居衢州常山，闻言欣然表示愿助一臂之力。孔门举族逆江而上，接到圣旨的衢州知府胡唐老，于渡口迎候衍圣公一族，并安置族人于衢州府学。后人称衢州为“东南阙里”，正是源于衍圣公率族在衢州定居这一历史事实。
风雨飘摇中的南宋虽只是半壁江山，但衢州交通便利而远离兵燹，孔氏一族安置在衢州府学，对身为儒家的读书人来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文化心理上的安定剂。分处浙江河口-源头两端的“临安-衢州”成为“政治-文化”的首要之地。
“阙里”原为借指，以表示对南迁寓居衢州的南孔的尊重，衢州地处东南，故称“东南阙里”，以区别曲阜。 衢州既已成为孔门的落脚处，而士人追随南宋皇室和曲阜圣门，故不敢妄称衢州为自己的“家”。 这样，三衢之地的“家”，因祖辈家园在北国、圣门落脚在衢州双重的原因，不可以直呼为“家”了。
名义上的临时落脚点衢州，在实质上成了这些士人及其家族新的家园，这样就形成借指“阙里”表示择居地的“家”，以避免被人误解为对北方故园的遗忘。
在这个背景下，绍兴五年(1135)，樊清的曾孙，年仅24岁的樊德辉(讳充)完成了南渡后第一次修世谱的工作，赵鼎以通家之谊为之作序。世谱接续了北边的世系，这也是对故国、家园的另一种寄托与缅怀。
南渡之人大多操北方方言，到了地处吴越之地的衢州，当地人主要讲吴语。在慢慢融入当地的过程中，部分词汇也强势地渗入到当地方言中。
如今，距离靖康之变已经890年，许多人已经不再在意南渡前北方老家在哪里，但常山县几乎所有讲本地话的村落，仍然没有“家”这个词汇，“家”字只出现在村落名中(念gā),以及外来词如“科学家”(念 jiā)等表示职业身份的词汇中，而口语中表示家眷居住所在的“家”，一律是“阙里”。这是南渡后择居地的词汇“家”受到双重抑制与刻意回避使用，以至逐渐消亡的语言活证据。
绍兴十四年(1144)赵鼎被秦桧陷害，移海南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安置。 南去的路上，赵鼎在《贺圣朝·道中闻子规》写道：“征鞍南去天涯路。青山无数。更堪月下子规啼，向深山深处。凄然推枕，难寻新梦，忍听伊言语。更阑人静一声声，道不如归去。” 这里，“子规啼”、“道不如归去”，则已经带有回到东南阙里的常山黄岗山的意味了。
四、结语
南宋特殊的政治格局，造就了特殊的家国、故园情怀。 在国家层面，收复故土是南宋政权合法性的需要，而现实中又受到各种制约;在个人层面，北方的故园与南方的寓居之地，何处为家，也经常面临两难的境地。这些问题，不仅反映在国家层面，也反映在士人的诗文，以至寓居地家族的日常语言中。
而这种特殊性和个性的表现，也同样蕴含着士人们的家国情怀的共性，在现实的冲突和张力中折射、闪现着精神的光辉，对我们今天理解家国、故园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系中核集团秦山核电公司高级工程师、常山县宋诗之河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樊利光)